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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厨到自创品牌:台湾面包冠军林育玮北京再出发******

  中新社北京1月31日电 题:从主厨到自创品牌:台湾面包冠军林育玮北京再出发

  中新社记者 李晗雪

  2013年,当多数大陆消费者还闻所未闻“软欧包”、也尚不习惯以更高价格购买“不过是早点”的面包,以原麦山丘为代表的烘焙品牌横空出世,一度掀起“跨城代购”的热潮。当时的行政主厨、台湾地区面包大赛冠军林育玮,曾是原麦山丘品质保证的金字招牌。他从2012年便自台湾搬到北京加入原麦山丘,参与其初创到成熟的过程;但在2019年,林育玮选择了离开带来过无限风光的原麦山丘,自创烘焙品牌,重新出发。

资料图为林育玮制作面包。 中新社发 㞭客烘焙 供图

  林育玮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聊起从初来北京到自创烘焙品牌的十年经历。

  在原麦山丘工作的几年,林育玮从零开始熟悉大陆市场,了解到消费者希望吃到无香精色素的“原始”面包,他也是因此开发出“返璞归真”的软欧包产品。那时很多消费者关注到原麦山丘,正是因为这类“质朴面包”的稀缺性。

  随着这种新烘焙标准的树立,几年间,大陆烘焙市场有了明显变化和成长,以店内新鲜烘焙与优质健康食材为卖点的手工面包店越来越多,“懂面包”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大。林育玮认为,这是市场优化的标志。

资料图为㞭客烘焙店内陈列的烘焙产品。 中新社发 㞭客烘焙 供图

  林育玮表示,随着原麦山丘成长为成熟品牌,相应地不易再作太多新的尝试与改变;但作为面包师,他希望不断研究开发各类面包甜点,也希望消费者对他有新的了解。因此,2019年与原麦山丘合约期满时,他决定突破自己,重新创业。

  2020年,林育玮与合伙人筹备自创烘焙品牌。这一次,他的身份从主厨变为创始人,这意味着除了产品研发,还要承担成本控制、人员培养等管理工作,压力更大。但过去八年积累的人脉与顾客群,给了他自立门户的底气。2021年8月,林育玮与合伙人在北京751艺术区开启了第一家“㞭客烘焙”。

资料图为㞭客烘焙的店铺。 中新社发 㞭客烘焙 供图

  㞭客的“㞭”字,巧妙化用了店铺所在的大山子社区名称,同时也是诚意“待客”的谐音。新店主打高品质吐司,同时售卖从欧包、曲奇到甜点几乎全品类的烘焙产品。对林育玮来说,这是一个更能实现想法的空间。他将面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分享给顾客,比如鼓励大家探索白吐司的100种吃法。他几乎每天都去店里,与顾客聊聊天,大部分时间则泡在厨房。

  2021至2022年的疫情起伏,对新开业的店铺有更大的挑战。林育玮坦言疫情期间损失很重,但并未改变他在北京创业的信心,因为“消费者记得我们”。许多老顾客从他在原麦山丘工作时就一直喜爱他的产品,“㞭客”开张后也继续光顾;有住得远的顾客团购下单,还有顾客疫情中买一大单面包囤在家里。忠实顾客的支持和正向反馈,让他相信难关会过去。

  在北京经营烘焙的压力,慢慢转为动力与活力。林育玮说,北京的生活步调是有点快,但对服务业来讲是好事,因为业者需要不断随之更新迭代、寻找新的商业资源。另一方面,他在北京结交到许多烘焙师朋友,大家定期聚会、探店,并且彼此间并不觉有竞争关系,反而是互相分享技术、讨论产品改进,“因为北京够大,大家各有各的特色与顾客群”。

资料图为林育玮制作面包。 中新社发 㞭客烘焙 供图

  “在北京生活很充实,现在回台湾像是休假。”今年春节,林育玮回台湾过年,也是在历经疫情中的创业初期后,有机会沉淀下来、思考未来发展。他对疫情后的大陆市场很乐观,今年打算去更多城市考察学习,同时还准备拓展新店,呈现更丰富的产品。他说,㞭客不会满足于做一间服务地方的精致小店,“未来,我们会朝着连锁专卖店去突破。”(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马丁·雅克:如果只能照搬西方模式,谈何理解中国?******

  马丁·雅克是英国著名学者、作家。他是剑桥大学博士,并曾长期担任该校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是西方世界解读中国最著名的声音之一,他于2009年首次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级畅销书,已被翻译成15种语言。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日对话马丁·雅克。

  马丁·雅克表示,要理解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功,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的特性,要明白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他指出,西方许多人试图强行让中国接受西方人权等价值观的心态使得西方几乎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他同时建议西方国家如果真的想理解中国抗疫为何取得成功,就应该先去了解孔子的儒家思想。

  以下为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在您看来,中国成功的根源是在于其选择的制度路径还是其独有的政治领导力?

  马丁·雅克:我们必须在更广的维度上进行探讨,而非仅仅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领导力或政治体制的讨论。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观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展现出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强大的延续性。如果回顾中国从秦朝以来的治理模式,能够看到这中间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但一些重要的特征始终是十分相似的。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领导中国的政治力量,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中国仍然从传统社会治理中传承了许多重要的因素。

  优秀的政治领导力无疑是一个国家所必须的。我认为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的中国领导人都有着极为突出的政治领导力。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新的时期,已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更加严肃、更加活跃、更加积极的角色成为可能。

  中国的体制极其成功地打造了一支富有才干的领导团队和一群治理人才。从历史的尺度来看,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政府出色地完成了其使命。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政党的自我革新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西方一直对中国共产党颇有微词,然而让我们直面现实吧——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领导层的表现远远好于同时期的美国领导层。

资料图:上海外滩,游客欣赏“永远跟党走”光影秀。殷立勤 摄资料图:上海外滩,游客欣赏“永远跟党走”光影秀。殷立勤 摄

  彭大伟:当美军仓惶撤离时,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不是“国家构建”(nation building)。中国是否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国家构建,才避免了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厄运?

  马丁·雅克:当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很可能是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时代当中最好的一个。这是站在中国漫长历史的肩膀上实现的。正是由于从中国历史中获得的智慧,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其早期犯下的错误,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治理之道。

  中国文明自身的特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它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

  彭大伟:您曾提到西方理解中国抗疫模式需要先了解孔子的学说,您还提到西方对此缺乏应有的认知。能否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马丁·雅克:西方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并未真正理解中国,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西方人在成长阶段接受的教育是“西方做事情的方式是全世界其它地方学习的模范”,西方的范式比全球其它任何地方的都要优越——西方的运作方式、制度、规范……都成为了用来衡量其它国际的准绳。

  例如,在“人权”这样的争议话题上,西方从未真正尝试着去理解中国是如何实践其人权理念的。这是由于双方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可追溯到孔子的时代。在孔子的学说中,个体不是世界的中心,人们重视的是集体,集体可以是一个家庭,也可以是范围更大的集体,一直到整个中国。只有当置身于一个集体、一个社会当中时,个体才具有意义。

资料图:南京小学生行古礼点朱砂“开笔破蒙”,孩子们在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内的孔子像前留影。泱波 摄资料图:南京小学生行古礼点朱砂“开笔破蒙”,孩子们在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内的孔子像前留影。泱波 摄

  在我看来,围绕人权问题的大部分争吵都是基于西方希望想将其思维模式输送给中国,而后者并未接受。这么做意味着这些人并不真正需要理解中国,因为最终他们还是会相信自己是对的、中国是错的。如果动辄就向中国喊话“你们只需要照我们的方式来”,那还谈何理解中国呢?

  在诚实和谦虚这两方面,西方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无疑都是不及格的。(对中国抗疫方式的指责和后来围绕病毒溯源的纷争)真的都只是一种可耻的、用于分化和转移注意力的借口。

  中国是如何取得抗疫成功的?第一,中国政府有非常好、非常清晰的抗疫策略。第二点,也是西方从未探讨过的一点,就是人的因素非常重要。中国人拥有很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团结度,这种传统深深地植入到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当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抗疫中的表现如此差劲——美国没有中国重视集体的观念。

  彭大伟:白宫和美国共和党政客热衷于在新冠溯源等议题上攻击中国,这完全无关严肃的科学研究,而是一种将病毒作为武器的诡辩术?

  马丁·雅克:这是一种转移视线的企图,由于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得糟糕透顶,而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政客们不得不出手掩盖这一事实,而这种做法已经给西方带来了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危机。美国和整个西方抗疫是如此乏善可陈,以至于他们只能一再转向病毒起源的问题。我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在这当中的角色是可悲的——并非每一家都是这样,但有太多政府和太多的媒体都热衷于甩锅了。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复兴的百年历程?

  马丁·雅克:这一切成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每个中国人都为中国今天的成就作出了一份贡献。当然,要想实现这一切,就必须得有卓越的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恰好是这样一支领导力量。从1949年到1978年再到如今,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非常伟大。中国共产党在我看来是现代人类世界最成功的政治组织,而且遥遥领先其它政党。西方时常会拿苏共进行比较,但中国共产党和苏共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新、自我重塑方面做得非常好,事实上他们不仅重塑了党,也重塑了中国。执政地位不是理所当然的,政党必须与时俱进,总是着眼未来。中国文化很善于着眼未来。中国共产党传承了中国文化的这一思维特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总能带领自身和国家走出低谷。

  邓小平的改革从经济政策上引入了市场的作用。很多人事后说这是“西化”,但恰恰相反,中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独特体制,破除了改革开放前束缚发展的要素,将自身发展融入了全球市场。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极为自信的思路,因为一旦选择对外开放,中国就得和资本主义世界竞争,面对的竞争对手来自(当时)富裕得多、受教育程度高得多的西方国家。这是非常关键的决断,西方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国能够取得成功,但是中国仍然以强大的自信选择了开放。

资料图: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进行卸货作业。张进刚 摄资料图: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进行卸货作业。张进刚 摄

  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马丁·雅克:这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一项最新发展。西方目前已有的反应都是基于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反华态度在驱动——条件反射地认为这是“负面的”。然而西方也正在面临和中国同样的贫富分化问题。

  尽管有很强烈的呼声,但美国没有为消除其巨大的不平等问题做任何事。欧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盛行造成不平等问题持续蔓延。中国如今正在试着找到应对之策。互联网成瘾的问题也是一样。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必须得到应对、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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